走近卡夫卡
郑文
发表于<金山>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
由此开始，卡夫卡用他那划时代的文笔，在小说《变形记》中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虫形人”眼里心中的阴森世界。令人震撼的是：他的感觉和行动都是“虫”的，他的情感和思维依然是“人”的；而家人对他的亲情，却在日盛一日的对“虫”的恐惧和厌恶中淡化，直至因他寂寞地死去而感到一种冷酷的解脱和轻松。当然，如果小说仅仅是一个粗略的故事梗概，那就只能令人感到一时的好奇，而决不能感动人，更不能引发读者的遐想深思。卡夫卡的独特和高明，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他那执著深入的人生求证和逼真生动的细节描写。所以我认为，尽管20世纪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文学”都把卡夫卡奉为鼻祖或先驱，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比如《变形记》和《城堡》，其灵魂还是现实主义，只不过如同格雷戈尔•萨姆沙一样，严重地“变了形”而已！
正如“萨姆沙”的字母排列所暗示的那样，这个被“异化”的痛苦所折磨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卡夫卡自己。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诞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犹太商人，母亲气质忧郁，耽于冥想。父亲的专横，母爱的缺席，家庭的疏离，使孤寂感伴随卡夫卡终生。他酷爱文学，却迫于父命改学法律；三次订婚，却又三次解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就职于保险公司，却在不到40岁就因肺病退休；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于维也纳，结束了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他唯一的幸运，是没有活到三个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的那一天。这样的一位作家，他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病态的天才”，写出些梦魇般的作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卡夫卡笔下，世界完全变了形，走了样，因果关系断裂，逻辑程序混乱，其深入而痛苦的求索，使他完全抛弃了对一般生活表象的写实……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那些“异常的现象”和“恐怖的惊叫”中向读者透露出许多谜一般的信息，使人们能够对其作品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方法”的解读和研究，乃至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
读卡夫卡的作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写作学关于“言不尽意”和“言能尽意”的争论，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所说的“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在刘勰看来，“隐”与“秀”都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段，其目的就在于营造出一种“意大于言”、“意在言外”、乃至“得意忘言”的艺术境界。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境界，能够使人们“从实走向虚，由象内走向象外，极大地拓宽了思维空间。”（《中国古代写作学》）如果我们一味追求“言能尽意”，甚至“言大于意”，那就把文学等同于宣传了。当然，在“言”、“意”关系的哲学思考和“隐”、“秀”关系的艺术处理上，卡夫卡有时似乎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了，比如他认为“照相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表层”，认为“电影是铁制的百叶窗”，他甚至断言“真正的现实总是非现实的”，这就颇有点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和庄子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的意思了。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也就难怪他的有些作品显得过于晦涩和神秘。
在德文版《卡夫卡精品集》1997年新译本的封面上，卡夫卡面庞瘦削，但脸部线条呈现出刚毅的张力；整个身形的边缘都融化在黑暗中，眼神却如同鹰隼一般刺向我，仿佛在拷问我的阅读感悟。我想，他该是个终日沉沦在痛苦中，性格阴郁而又执拗的人吧！2002年，我到维也纳旅游，曾向一位华人女导游打听卡夫卡，她却不能告诉我什么。
然而最近，我竟意外地在市图书馆与卡夫卡“本人”不期而遇了——这是一本金黄封面的新书，是捷克作家雅诺施亲笔“记录”的《卡夫卡口述》。雅诺施的父亲是卡夫卡当年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同事，是他介绍雅诺施与卡夫卡相识，使他俩成了好朋友。雅诺施对卡夫卡敬佩得无以复加，便把每次与他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多年以后，雅诺施作为当时在世的唯一见证人，经历了若干艰难曲折，终于出版了这本宝贵的书，为我们复原了卡夫卡清晰生动的形象。
我通过这本书前所未有地走近了卡夫卡，发现他的确是一位大师，他的《口述》也颇像我们的《论语》。不过孔子在《论语》中说得较多的是伦理，而卡夫卡则更多地涉及到了哲学和政治。在西方，卡夫卡的作品已日益被视为“现代启示录”，其原因正是惊讶于他那些超越现实、直趋本质的神秘预感。比如，在谈到“隔离区”和“反犹主义”时，他说：“隔离墙移到了内心……他们还将继续干下去，他们将消灭犹太人……”。又比如，谈到一战结束后的“和平”时，他说：“暴力导致新的暴力。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那只铁拳，现在已经可以闻到一股废墟的味道。”……
“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这是卡夫卡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尽管他的预言也未必总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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