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分量"
郑文
发表于<金山>
鲁迅去世以后，梁实秋曾讥评他与肖伯纳等人的一张合影，说鲁迅与肖伯纳“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我于是细看那照片，长着一部大白胡子的肖伯纳确实很魁梧，他倚在一石柱旁，还比众人高出一头；在他身边，宋庆龄站在一块方石上，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而鲁迅却让在几个人的最右边，离肖伯纳最远，也很随意地倚在石栏杆上，结果就更显其矮小了。
至于说到作品的“数量和分量”，似乎鲁迅自己也认为比不上肖。肖伯纳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鲁迅呢，也曾有人要推荐，却被他拒绝了。但他只是认为自己不够诺奖的条件，并没有像现在的有些人，往往对评奖结果表示“不平”或“不屑”，以为那诺奖只是迎合“欧美口味”。其实，生在不同国度而又同属伟大的作家，他们在文学上的“分量”，有时是很难加以权衡比较的。老百姓早就有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他们心里比梁实秋清楚。鲁迅说“不够条件”，那是他的自谦；而梁实秋射这三支冷箭，却难避报复之嫌了。
倒是同为鲁迅论敌的林语堂，表现得较为大度，他在鲁迅死后说：“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而那些当年与鲁迅同一堑壕的战友，那更多热爱鲁迅的青年，还有那无数读着鲁迅著作成长的后来人，他们对鲁迅的“分量”则另有自己的看法。与鲁迅同乡、同学，又曾兼同事的许寿裳，数十年如一日地敬仰鲁迅，直至被暗杀于台北；英年早逝的女作家萧红，曾以真切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与鲁迅交往中许多感人的细节；而对鲁迅杂感有着高度评价的战友瞿秋白，则与鲁迅一样，都把对方看作“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知己”。巴金赞叹：“他的人格实在伟大，他的文章实在深刻”；郑振铎感慨：“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臧克家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鲁迅树起诗碑；就连异国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也因鲁迅的崇高人格而唏嘘不已。据藤野回忆，他对当时的鲁迅并未留下太多印象，只记得确曾为他阅改过课堂笔记；而这位来自中国令他“爱惜”的青年，“竟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的恩情加以感激”。
当然，要确知鲁迅的“分量”，还是要看看毛主席的评价。过去常引的毛主席赞扬鲁迅的语录至少有14段，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并不常见的。1937年10月19日，毛主席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我看来，如此登峰造极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我们无缘直接感知鲁迅其人，但只要认真去读他一定数量的作品，就一定能认识到鲁迅先生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艺术智慧，就一定会被他对旧社会的尖锐批判和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所折服，被他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坚强和坚韧所鼓舞，被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人格所感动。而在整个的阅读过程中，我们都会不断得到远见卓识和深刻思想的启迪，不断学到丰富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交融，不断受到优美情境和睿智语言的陶冶。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认真读懂了鲁迅，就能得到思想的锻炼、精神的享受和学养的提高。
然而近些年来，在有些人的心里，鲁迅的“分量”却大大地下降了，甚至有种种歪曲鲁迅的奇谈怪论，也成为追逐时髦和标新立异的手段。沈从文，张爱玲，甚至周作人，一个个被“重新发现”，有时抬得比鲁迅还高。但他们，怎么能与鲁迅相提并论呢？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广大青少年对鲁迅的了解日益减少，日趋隔膜，校园里竟流行起“一怕学古文，二怕做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来。好像是为了与这种荒唐玩笑相呼应，听说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也要减少了。是因为鲁迅作品过时了吗？真是奇哉怪也，连孔夫子都正在大行其道，鲁迅又怎么会过时呢？那些依然盘根错节的封建残余，那些依然深浓厚重的积习遗风，那些依然到处泛滥的无知愚昧，那些依然可笑可悲的阿Q精神，不依然急需我们去清洗扫荡吗？鲁迅早就说过：“老谱将不断袭用，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怎能把鲁迅作品那样的经典当作摆设甚至束之高阁呢！
郁达夫当年有如下痛切之言：“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话听起来未免过于刺激，但倒是足以令人警醒的。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是这样的“奴隶之邦”；我们的伟大人物也远不止鲁迅一个；我们所应该坚持的，也不仅是要“拥护、爱戴、崇仰”，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光大”，使我们的祖国真正成为和谐兴旺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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