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毛主席如何改诗
郑文
发表于<金山>
诗不改不工，修改是写作中的水磨功夫。关于修改，毛主席曾这样告诫我们：“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对自己写的东西进行修改，有时需忍痛割爱，有时要动大手术，所以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自以为非的精神。以主席这样高的文学水准，他却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真诚写作者由衷的感悟。因此，尽管在我们看来，胡乔木、郭沫若、臧克家等人的诗才未必高于主席，但主席仍然常把自己的诗作寄给他们，请“予斟酌，提意见，书面交我，以便修正。”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其《送瘟神》诗中有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薜苈”二字语义不明，一些论者只好将它一分为二，解作“薜指薜荔，蔓生植物；苈指葶苈，草名。”1966年4月，胡乔木就此写信问主席，主席告诉他，把“荔”写成“苈”是笔误，建议改正。在毛主席《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传抄稿中，曾有一句“八百里趋十四日”。后来郭沫若查阅了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关于此战记述如下：“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于是建议改成“七百里趋十五日”。毛主席复信说：“改得好”。1957年1月14日，毛主席找臧克家等人谈诗，臧克家问主席《沁园春•雪》中的“腊象”作何解，毛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提议改成“蜡象”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毛当即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事实上，毛主席也并不仅仅是向专家请教；不论是谁，只要意见正确，他都虚心接受。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主席加了一个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据说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毛因此称他“一字师”。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夜不能寐，感慨万千，写下《七律•到韶山》，其手迹中有一句“别梦依稀哭逝川”。诗写好后，主席向身边工作人员、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征求意见，梅白建议改半个字，将“哭”改成“咒”。毛对这半字之改大为赞赏，称梅白为“半字师”。
当然，毛主席在写作中更多的是“新诗改罢自长吟”。他的许多诗词写于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往往是“在马背上吟成的”。解放后更只能利用日理万机之余，“夜不能寐”之时，所以常常是改来改去，抄了又抄，其不同的手迹便留下他反复推敲的思维轨迹。由此也可以看出，好文章的确是“改”出来的。
在《昆仑》这首词中，毛主席活用了宋人张元的成句：“飞起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是用“玉龙”的“败鳞残甲”来比喻飞雪；主席却是用“玉龙三百万”来比喻终年积雪的莽莽昆仑。但下一句，主席原来写的是“都是此君余脉”，后来却改成“搅得周天寒彻”。这个改笔延续了“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丽想象，完成了对万里高原的动态描绘，显然要比原句好得多！而后面的“把汝裁为三截”，在手稿上原为“把汝挥为三截”，这也是绝好的修改，一个“裁”字，举重若轻，于无限从容中蕴涵万钧之力。接下去，初稿作“一截抛洋，一截填海，一截留中国”，后来又改成“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毛主席对此自注道：“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美、英、日都涉及了。”时值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东北肆虐，又觊觎我华北，而主席却依然不忘同样受军国主义之害的日本人民，这是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胸怀！在《广昌路上》一词中，“风卷红旗过大关”原稿作“风卷红旗冻不翻”，这显然是主席想到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的“风掣红旗冻不翻”。但岑参只是极言苦寒，而主席要表现的却是红军风雪行军的豪情壮志，所以后来改为“风卷红旗过大关”，那境界和情怀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它诸如：先作“六月天兵征腐恶，欲打南昌必走汀州过”，后改成“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先作“统治阶级余魂落”，后改成“狂飙为我从天落”；先作“欲学鲲鹏无大翼”，后改成“蚂蚁缘槐夸大国”；先作“革命精神翻四海”，后改成“四海翻腾云水怒”；先作“她在傍边笑”，后改成“她在丛中笑”；先作“红旗飘起农奴戟”，后改成“红旗卷起农奴戟”；先作“人物峥嵘变昔年”，后改成“遍地英雄下夕烟”；先作“我失杨花君失柳”，后改成“我失骄杨君失柳”；先作“更有岷山千里雪”，后改成“更喜岷山千里雪”……只要我们把这些改笔前后对比思考一下，就能悟出二者质量之高下。由此可见，即使是毛主席的诗词，多半也不是什么一挥而就的神来之笔，而实在是经历过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的苦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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