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抑或没有?
郑文
发表于京江晚报
读了梁晓声的《泯灭》，再读他的《自序》，不由跟他一起“掩卷沉思”起同一个问题：所谓信仰，我们究竟“有过，抑或没有？”
“人有信仰，才有操守，进而才有所谓的‘泯’，才有所谓的‘灭’……小说中的翟子卿可有什么信仰么？我以为，是没有的。晓声呢？也没有。”这是作者对两位主人公的判断。这似乎有一点自相矛盾：既然谈不上有“信仰”，那他们所泯灭的又是什么呢？于是作者接着说，“也就是信善而已。那是他们的母亲们给他们的信仰，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于她们从未当成信仰来给。”其实，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这“善”只是“性”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人性”；但这“性”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恶”，它是某些“兽性”的延续和演变。当然这也不奇怪，人原本就是从兽进化而来。没有“人性”与“兽性”的矛盾和搏斗，也就无所谓“操守”与“信仰”，也就无所谓“泯灭”。翟子卿和晓声所泯灭的，就是“人性”。在我看来，这可以称之为信仰的“底线”。翟子卿突破了这个底线，最终成为“兽”，而晓声还在继续与“兽”的欲望搏斗，这就是小说的结局。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开始崇拜金钱巨大能量的‘纪元年’。本就没有什么信仰可言的人，于是转而向金钱膜拜顶礼，自然而然地合乎规律。”作者透过因放开搞活而更趋纷繁驳杂的社会生活所发现的这条规律，日益显示出它的狰狞面目；这当然并不是放开搞活的错，但它之乘势而来、混水摸鱼，也是自然之理。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金钱拜物教，似乎它如同一种宗教信仰；其实，这些人哪里有真正宗教信徒那样的虔诚！当金钱使他们暴富，带给他们兽性的享乐时，他们便对金钱爱之如天使；然而一旦失足深渊，他们就会转而对金钱恨之如魔鬼，就会声泪俱下地控诉，一切都是金钱诱惑惹的祸。
从小说写成到现在又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由于这“金钱拜物教”的恶性膨胀，翟子卿们越来越多，晓声们也越来越痛苦。作者在小说中所反映的，正是许多人在社会转型期所感受到的恐惧、痛苦和疑惑，使人们也跟着思考，我们曾经有过信仰吗？我们应该有什么信仰呢？在我看来，这种信仰不应该是一种宗教的信仰，而应该是一种科学的信仰。
小说前面写得很好，尤其是对两位主人公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描写，真实而细腻，显然出自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体验。然而，接着小说一下子就跳过很多年，突然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翟子卿，已经判若两人。这不仅在结构上形成一个很大的断裂，而且也回避了读者最想看到的翟子卿从人到兽的蜕变过程及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写到结尾部分，作家已经在根据主题的需要随意编造情节，把小说写得如同寓言一般。这种情况，是许多小说的通病，即还是“主题先行”，作家往往屈从其需要来挑选、剪裁甚至编造生活，把原本更加复杂的生活或多或少地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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