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必有师"
郑文
发表于镇江日报希望周刊
“古之学者必有师”是韩愈的名言，讲的是为学从师的必要性。“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的名言，讲的是为学从师的可能性。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经向好多位老师学习。
毛泽东八岁入私塾读书，先后师从邹春培、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毛简臣、毛麓钟等人，虽然教学方法主要是死记硬背，但也为他的旧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触新学以后，毛泽东一度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是后者，连文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对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梁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我们读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文章，就会有类似的感受。但后来，当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个外号为“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却嘲笑这种文风。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毛泽东以韩愈为师学习古文的时候，当然就不是像幼时那样死记硬背，而是下苦工夫细读深思。他不仅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而且对韩作的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再反复默读和诵读，最终达到烂熟于心的程度。当然，毛泽东对古文的学习，还兼及庄子、孟子、苏轼乃至清桐城派的文章，也正因为有如此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吸收，才能形成他自己特有的大家气派。
还有一位古人，曾对毛泽东发生过更加深刻的影响，他就是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清政府对他盖棺论定的评价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梁启超语）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早在毛泽东1917年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就说过健身学“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可见那时已把曾国藩奉为楷模了。在毛泽东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就有不少曾国藩的语录，如：“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一点，以保卫名教作号召，以传统文化维系军心，首先从思想上战胜了洪杨。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有趣的是，不仅是毛泽东，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梁启超、陈独秀，都曾对曾国藩推崇师法，但各自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由此也可见，老师终究是外因，决定的因素还是自己。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恐怕还是杨昌济。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杨昌济的道德学问和人格魅力，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杨在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的时候，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材，大多数同学都因其艰深而不感兴趣，而毛泽东却对此书细细研读，仅批语就写了12100字。1915年，由于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开始阅读《新青年》，并把陈独秀认作“思想界的明星”；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在李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与陈独秀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马列主义已经传进中国，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在年轻的毛泽东面前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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