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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结合学作文(3)

洪蒲生


第二题

电视和我们一家

读写参考(2)

抓住“关系”做文章

凡题中涉及两个有所联系的成分,写作时往往要特别注意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比如张爱玲写“我的弟弟”,尽管“我”只是“弟弟”的定语,文章主要的指向是弟弟,但他毕竟是“我”的弟弟,“我”对他最了解,他的许多事情都与“我”有关,所以在写作的时候,常常还是要把“他”和“我”联系起来写,一般不能把“我”写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和叙述者。

至于“电视和我们一家”这个题目,两个成分之间是并列的联系,那就更要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了。首先我们来分析“电视”的内涵,它是一个极受欢迎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媒介”把新闻、文化、知识、娱乐等非常多的内容“传播”给“大众”,现在已经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了。不仅以上这些内容,会与“我们一家”的各个成员发生关系,就连播音员、主持人以及电视上的许多人都成了我们的熟人,而我们对各种电视栏目,比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艺术人生”、“百家讲坛”、“天下足球”、“动物世界”等等,各人又会有不同的选择,喜爱的程度又各有不同……当然,如果说到电视的外延,那还包括无线电视、有线电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液晶电视乃至数字电视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不都在拓展着我们的思路,扩大着我们的选材范围吗?

再说“我们一家”,一般总涉及到几个人,这几个人年龄大小、文化程度、性格爱好都不同,有时还涉及到代沟问题,所以对电视的兴趣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这样一来,不是又产生了许多可供我们选择的写作素材了吗?

根据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写“电视”和“我们一家”的关系,可选择的写作素材是很多的,不同的构思也可以很多。然而,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家里人因兴趣不同而争抢遥控器。这当然也可以写,但写多了,就成了“老一套”。有的同学写的时候,能联系到各种不同的电视内容,来说明争抢的原因,这还能扣住“电视”和“我们一家”的关系。有的同学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争抢的具体过程上,那就偏离了文章的重点,实际上有点走题了。

例文(4)

电视和我们一家

镇江市实验小学三(3)班 杨雨萌

关于电视,在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就多了。

我爸爸喜欢看电视,我妈妈也喜欢看电视,我呢,就更喜欢看电视了。爸爸喜欢看足球赛,妈妈喜欢看“开心词典”,我喜欢看动画片。于是,每到双休日,我们家常会掀起一场电视风波。

有一回,我先打开了电视,见爸爸妈妈都没来,就兴高采烈地看起来。谁知刚看了一小会儿,半路就杀出个程咬金,爸爸冷不防把电视调到了足球赛,正好进了一只球,他就大叫起来:“啊!进球了!”妈妈一听,急了,跑过来就把电视调到了“开心词典”。我跳起来大喊:“你们还爸爸妈妈呢!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从来不看电视,就双休日才能看一会儿,可你们倒好,还跟我抢。”爸爸一听,就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好女儿,这足球赛难得有一场,我可不舍得落下呀!这东西就像你们做数学题,是一环扣一环,实在叫人放心不下……”我这边还没开口,那边妈妈就插进来说:“你这足球赛怎么啦,明天可以看报纸呀!不像我这‘开心词典’,报纸上可是从来不登的。”趁他们吵架的工夫,我又看了一会儿动画片。爸爸忽然醒悟过来,一把抢过遥控器,又把电视调到了足球赛。妈妈一看也不干了,又去抢爸爸手上的遥控器。就这样争呀、吵呀、抢呀,笑啊,到最后,足球赛也不知是个啥结果,开心词典也不知说了些啥,我的动画片也早就没戏了……一句话,大家都没看成。

不知道下个双休日,我们家还会不会再闹这样的风波。

编者评语:本文从电视与我们一家三个人的关系写起,接着就描写了一场“争夺遥控器之战”。这多少有点“老一套”,但好在作者把三个电视频道的不同节目穿插其中,使争抢的过程始终与电视相联系,并未把电视完全冷落在一边,而且作者的文笔生动活泼,一家三口的神情做派跃然纸上,可谓妙趣横生。

例文(5)

电视和我们一家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三(1)班 丁晨亮

我刚出生的时候,爷爷买了一台电视。

我六岁的时候每天都看电视。我最喜欢看动画片,有时看得连吃饭都忘记了,我还经常和最喜欢我的奶奶抢电视看。

奶奶喜欢看小品。她一看就入了迷,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哈哈大笑。最好玩的是,有一次她把饭烧糊了,正好电视上的小品也在烧饭,她还对电视上说:“你的饭糊了!”过了好半天,她才发现是自己的饭烧糊了。我听说竟有这种事,把肚皮都快笑破了。

妈妈可是个韩剧迷。她买的韩剧光盘好的有300集,丑的有100集。妈妈有时先说只看10分钟,然后又说再看10分钟,结果一看就是几小时。

爸爸最爱看新闻。他每天都准时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常常一面看还一面发表评论。他甚至吹牛说:“假如我是新闻节目主持人,一条新闻我可以评论10万字。”我看呀,老爸这牛可真是吹破天了。

我爷爷热爱科学。只要播放科学节目,观众总少不了他。每次重播,他也要看,有时还做点笔记,一些重要内容甚至会背下来。

有一次,我们家的电视坏了。我叫爸爸去修,可是修电视的人不在,爸爸说只好我们父子俩自己动手了。不过我哪里会修,只能做爸爸的小助手,结果还真让我们把电视给修好了。

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五口都会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吃着瓜子,开开心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

电视使我们家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我的眼里,电视机就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

编者评语:作者对本赛题并列的两个成分都进行了开放式的思维,并着力在二者的关系上做文章,不但具体生动地描写了五个人看电视的不同爱好,而且兼顾到平时和春节的不同情况,还写了一次自家动手修电视的经历。文章内容丰富,人物个性鲜明,最后的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文学悦读(2)

“学者必有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是韩愈的名言,讲的是为学从师的必要性。“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的名言,讲的是为学从师的可能性。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曾经向好多位老师学习。

毛泽东八岁入私塾读书,先后师从邹春培、毛咏生、周少希、毛宇居、毛简臣、毛麓钟等人,虽然教学方法主要是死记硬背,但也为他的旧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接触新学以后,毛泽东一度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尤其是后者,连文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对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梁的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我们读毛泽东早期的一些文章,就会有类似的感受。但后来,当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个外号为“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却嘲笑这种文风。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毛泽东以韩愈为师学习古文的时候,当然就不是像幼时那样死记硬背,而是下苦工夫细读深思。他不仅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而且对韩作的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评。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再反复默读和诵读,最终达到烂熟于心的程度。当然,毛泽东对古文的学习,还兼及庄子、孟子、苏轼乃至清桐城派的文章,也正因为有如此海纳百川式的包容吸收,才能形成他自己特有的大家气派。

还有一位古人,曾对毛泽东发生过更加深刻的影响,他就是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清政府对他盖棺论定的评价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梁启超语)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早在毛泽东1917年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就说过健身学“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可见那时已把曾国藩奉为楷模了。在毛泽东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就有不少曾国藩的语录,如:“吾教子弟不离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一点,以保卫名教作号召,以传统文化维系军心,首先从思想上战胜了洪杨。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很厉害的人物。”

有趣的是,不仅是毛泽东,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乃至梁启超、陈独秀,都曾对曾国藩推崇师法,但各自的人生道路却大相径庭。由此也可见,老师终究是外因,决定的因素还是自己。

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恐怕还是杨昌济。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杨昌济的道德学问和人格魅力,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杨在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的时候,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材,大多数同学都因其艰深而不感兴趣,而毛泽东却对此书细细研读,仅批语就写了12100字。1915年,由于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开始阅读《新青年》,并把陈独秀认作“思想界的明星”;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在李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与陈独秀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马列主义已经传进中国,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在年轻的毛泽东面前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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