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问”
郑文
任何人都应当勤学好问，记者尤其应当如此。胡乔木指出：“记者要多问少讲。”记者的基本活动方式是采访，而采访的五个环节是问、听、看、记、想。其中“问”是第一位的，贯穿始终的，所以“问”是记者最重要的基本功。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不“问”怎么能了解情况呢？马克思要求报刊“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就必须学一个孔夫子的“每事问”。
一些报刊上的差错、失实现象为什么很多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采访时问得太少。我们往往“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往往是主观臆测，一厢情愿，想当然，自以为是。“龚良经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记者轻信一面之词，不辨真伪，不懂装懂，以至造成以讹传讹，一人上当，大家跟着受骗的丑闻。他把别人的英文文章，说成是他在国外发表的学术论文，记者即使不懂英文，为什么不向懂英文的同志查证一下呢？他把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说成西德的，并谎称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我们的报纸居然照登不误。
上面所说的还仅仅是最起码的“事实的真实”，要进一步做到“整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那就更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多问几个为什么了。在广西、云南前线，不少人看到过烈士身上的欠帐单，但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与烈士的英雄事迹有什么联系，他们寻求的只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叱咤风云的豪言。而李存葆却慧眼独具，从几指见方的欠帐单，看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社会生活面，看到了正义的战争如何使人的感情发生“核裂变”，看到了那些闪耀着独特光彩的“感情爆片”，看到了那些被战争强化了的爱与恨、悲与喜、无畏与恐惧、高尚与卑劣，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一个不善于向生活发问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发现的。
总之，从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来看，“问”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从记者广泛学习的必要来看，“问”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报纸具有百科全书性质而且反映最新的变化，所以邓拓说：“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渊博的知识，知识的范围越广越好。”两千多年前，庄周就曾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爆炸的当代，如果当一名记者而不如饥似渴地学习，不谦虚谨慎地向一切有知识的人们请教，那是不可避免地要“见笑于大方之家”的。
要请教就要放下架子，承认“三人行，必有我师”，就要不耻下问，不耻相师，承认“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承认“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要问，就要以“多思”为前提，先问自己，“好问”决不应当是思想懒惰的表现，而应当是勤于探索的结果。只有这样，提问才能有较高的水平。要问，就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要追根寻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能浅尝辄止，似是而非，大而化之，半途而废。
对于记者的“问”，我想应该提出下列要求。
一要问得真诚。向人民群众请教，心诚则灵。要把人民看作我们的上帝，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三心二意不行，假心假意更不行。1961年，商恺同志去农村调查公共食堂问题，由于带着个“支持新生事物”的框框，群众不讲真话；而刘少奇同志去了以后，就诚恳地、实事求是地与农民讨论，结果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二要问得及时。采访时要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及时提出适当的问题。一位日本记者在邓小平同志接见日本友人后送客时，不失时机地跑上去问：“邓小平副总理，听说你要辞去副总理职务，是真的吗？”小平同志作了回答，这位记者就抓住了一条“独家新闻”。当然，在这种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记者应当尽量提出闭合式的问题。
三要问得恰当。一般来说，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存在较大的心理差距，记者说话如欠妥，往往引起对方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就很难形成融洽的采访气氛。唐山地震后，有位记者去采访一位老工人，他家中有三个人被砸死，还有一个在医院抢救，他自己受了伤，仍然到处救人。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一个劲儿地问人家：“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哭了没有？你当时面部表情怎么样？”把老工人问得很生气。这位记者显然是缺乏生活经验，不太懂得人的感情。这样的采访，当然是很难成功的。
四要问得关键。就是问要有明确的目的，要问得是地方，问在点子上。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第一个问题就问：“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是不是永远挂下去？”这个问题具体，明确，有很强的象征性和概括性，把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归结为一个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闭合式问题。1983年8月，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北京分院录取为函授生，记者向他提出如下四个问题：1、“听说您明天上午要参加83届函授生开学典礼？”2、“您今年48岁了，为什么还要当学生？”3、“您工作很忙，能保证三年的学习吗？”4、“您学的专业和现在的工作联系紧密吗？”显然，这四个问题都问在了点子上，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五要问得具体。一些老记者有时全靠事后采访，写出的报道现场感照样很强，就是因为他们善于运用“复原法”，问得很具体，把事物当时的位置、形态、色彩、声响、气味等等都弄清楚了。请看黄钢同志写李四光时复原的一个细节：“在他停止呼吸以前，总理派来的医务人员决定对病人施行最后的手术抢救，当护士把李四光抬上平推车，然后替他整理卧具时，从李四光枕边掉下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在这本书上，还留下了他去世以前的阅注，留下了李四光最后时刻身上散发的温热。”这最后一句是最动人的，其原因就在于写出了人们在现场的视觉以至触觉的具体感受。
六要问得耐心。由于种种原因，采访往往是沉闷的、枯燥的。理由同志说：“一次采访如果能得到一个有用的细节，自己就觉得不虚此行；如果能得到两三个细节，就觉得是满载而归了。”当对方不愿谈时，记者要耐心地诱导，或巧妙地激发，或提出一类问题，使对方不论是否回答、如何回答都可以写新闻。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华山同志曾请一位战士谈谈是如何炸掉敌人一个碉堡群的，而这位战士却是一个“没嘴葫芦”，他笑笑说：“一上去，就炸开了。”于是，华山同志就耐心地提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引导他复原战斗过程，终于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总之，记者要问得好，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良好的采访作风，丰富的生活积累，灵活的提问方式。除此之外，就是要为采访作好充分的准备。而在采访过程中，则必须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所以说，采访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门复杂的学问，一种高超的艺术。通往被采访者的道路有时是漫长的，而通往被采访者心灵的道路往往更为坎坷。我们的办法无非是实践、探索，无非是“问”，正如俗话说的：“鼻子底下就是路！”
（本文是1985年一次“新闻业务讲座”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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