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文史纠缠＂
郑华
发表于＜镇江日报＞
中国的小说起于汉魏，在当时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东西，其内容除了神仙鬼怪，涉及人间的便是些传说野史。所以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到了唐代，小说作者才“有意为之”，到了明清则大盛，但往往还是文史纠缠不清。1921年，陈独秀曾说：“中国小说底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底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底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底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底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这种文学和史学“两败俱伤”的作品，当然没什么看头。但也有“双赢”的，比如《史记》，就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过这是特例，而且它也不是小说。更多的则往往是历史和文学“此消彼长”，纠缠不清。比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减少了“历史底正确性”，但“小说底趣味性”却大大增加。最近，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讲座正如日中天地从央视上照耀着广大观众，他的功绩就在于教我们把《三国演义》中的文学和历史区分清楚，使我们知道人物形象原来还有“历史的”、“文学的”和“民间的”三种不同的内涵。
《水浒传》也是在文学上大放光芒。与声名赫赫的108将相比，历史上的宋江等36人究竟如何，恐怕很少有人能言其详了。而在《西游记》当中，吴承恩几乎把玄奘写成了一个呆子，而那上天入地、神气活现的孙悟空，却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只有曹雪芹，才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写法，而且他在《红楼梦》一开头就声明：此书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及“家庭闺阁琐事”，并“无朝代年纪可考”，且“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一句话，本书只是“大旨谈情”，与军国大事、历史要人并无干系。
谁料想，曹雪芹不说还好，说了倒似乎“越描越黑”了。都只怪他的书写得太生动、太丰富、太多义、太奇幻，再加上全书渗透着关于“宇宙人生”、“真假有无”的哲学思辨，他又感慨无限地吟了一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竟引得许多研究者纷纷争当“解味人”，却又不从文学入手，偏对“索隐”兴趣盎然，总想到“文学”中去坐实一段“历史”：顺治的，康熙的，雍正的，乾隆的，和珅的，“明珠家事”的，“吊明之亡”的，竺香玉的，秦可卿的……凡此种种，几乎把“红学”变成了一种堂· 吉诃德式的捕风捉影。究其根源，还是祖传的“重史轻文”影响了许多人的阅读心理，使他们总不愿把小说当小说看。
还有一种与历史纠缠不清的，则是那些在荧屏上大行其道的改编、演义、戏说乃至胡说的历史剧，后面的两种倒也罢了，因为它摆明了就是“戏说”甚至“胡说”，就是“无厘头”，就是娱乐大众，谁也不会把它当真。恼人的是有些以正剧形式出现而又随意改编、演义的历史剧，却容易造成误解或者使人反感。最近就有一部《德龄公主》，它的题材本来源于德龄的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那德龄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非常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慈禧在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使读者可以在了解慈禧腐朽生活和复杂性格的同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到慈禧身上较为人性的一面，看到一个更加立体多面而不是被简单化的慈禧。可是这样一部“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回忆录，先是被“小说化”，进而又被生编硬造地“戏剧化”，结果就变成了如此这般的电视连续剧。其中，我们感觉精彩的部分，主要还是德龄描写的那些由于东西方文化碰撞所形成的戏剧场面，而那些经由虚构加进去的许多情节，多半还是从关于历史的思维定势出发，在缺乏鲜活素材和生动细节支持的情况下，概念化地图解主题。我于是感慨，德龄是早在1944年就因车祸去世了，假如她能看到这部电视剧，看到加在她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郑华谈文”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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