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三项发明
郑文
原载镇江日报
记者这个行当容易出作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外国的狄更斯、马克·吐温、海明威、爱伦堡、柯切托夫，中国的刘白羽、杨朔、魏巍、杜鹏程、陈登科，都当过记者。当记者要学、要问，还要不断地写，在采访的过程中深入了社会，丰富了阅历，又在写稿中得到了经常的写作锻炼。这一切，都为从事文学创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从记者中多出几个作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我对你说，从记者中还会出几个发明家，你会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我先给你举三个例子。
1948年，一位记者在伦敦为了发稿方便买了一大张邮票。为了不把邮票撕坏，他灵机一动，用别针在邮票之间扎了许多连续的小孔。这样，把邮票一张张撕下来时就比较方便而可靠了。正是依据他的这一灵感，后来有人设计制造了邮票打孔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随军记者斯文顿看到英法联军伤亡惨重，非常难过，便建议把当时的霍尔特型拖拉机改为战车，利用这钢铁的家伙既可以保护士兵，又能向前推进。后来，就由一个水柜工厂生产这种战车，当时称“水柜”，英语的发音就是“坦克”，这就是第一代坦克的来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记者莱兹·比洛在英国采访。为了解决发稿时经常找不到墨水的困难，他根据油性渗透的原理，采用油溶颜料，设计制造了圆珠笔。
通过一个个连续的小孔撕出整齐美观的邮票来，我看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巧妙运用，这种奇思妙想，似乎还大有推广的余地。而坦克的发明，则大大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在整个20世纪大显神威。至于那小小的圆珠笔，现在几乎人人都在用它呢。
那么记者为什么能有这些不大不小的发明呢？对此，我想无须去从专业知识上探讨，因为他们的发明所依据的科学道理都是稍有文化的人就知道的；需要探讨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独独由记者发明了出来。
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们有了很强的克服某种困难的需要：记者经常要发稿，所以才要买许多邮票，而撕邮票时很容易损坏；随军记者要随时随地发稿，找不到墨水的情况经常会发生；随军记者又是与士兵们同甘苦共命运的，所以士兵们伤亡惨重对记者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种能解决问题的发明就呼之欲出了；而一旦灵感照亮了某种与之相关的知识和联想，这种发明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创造发明是客观需要与主观条件碰撞出来的火花，这应该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还有一点似乎是，这些发明都是在一种非正常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和平时期，到处莺歌燕舞，大概不容易发明坦克；坐在家里有笔有墨水，用完了上街再买，即使聪明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不会忽然心血来潮，发明什么圆珠笔；至于在邮票间扎小孔，除了不得不经常撕邮票的记者，一般人恐怕也不会有如此闲情逸致的。
总之，如果生活舒舒服服，心情平平静静，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就决不会再有任何的发明创造。那些一心要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们，即使本已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也要到实验室去制造一个有困难、不如意、甚至有危险的小环境，否则，诺贝尔也不至于差点儿被炸得粉身碎骨。
记者的发明是这个道理，其他任何人的发明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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