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蠡测"之一:<红楼梦>的"正邪两赋说"
郑文
发表于<金山>
《红楼梦》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塑造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其中特别突出的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晴雯、袭人、贾母等若干人，已经成为永远活在读者心中的不朽的文学典型。
关于曹雪芹的人物塑造，鲁迅认为他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写法，即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这种形而上学的人物观几乎统治了《红楼梦》以前所有的小说创作，即使一些优秀的小说名著，也很难完全摆脱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也塑造出一些较为成功的文学典型，但多半也只能归入类型化典型的范畴，真正达到性格化典型即所谓“这一个”水准的，为数确实不多。如果再看看曹雪芹之后乃至当今的许多小说作品，尤其是回首“文革”时期“高大全”人物泛滥时的情景，我们就更能体会到曹雪芹在典型塑造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多么地不容易，是多么地了不起！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复杂的结合，其中充满了错综的矛盾。人的这种复杂性如果到了文学作品中就被简化、被剪裁、被归类、被抽象，那就不可避免地背离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在当代的文学理论中，有人谈到从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的发展，认为主要表现为“从道德品质的规范到性格的独特性”，“从特征的单纯稳定到性格的丰富性”，“从形象的整一到性格的复杂性”，这个从“规范”到“独特”、从“单纯”到“丰富”、从“整一”到“复杂”的过程，就是创作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后来，又有人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认为人的性格无论多么复杂，都是由相反两极构成的，都是“两种性格力量互相对立、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张力场”；同时，这“性格的二重组合”又是一种“千变万化、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显然，一切高明的作家之所以高明，就因为他们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这个动态的过程。
如果我们大体认同了这样的基本观点，再来认真地读一读《红楼梦》第二回中那一大段洋洋洒洒的“正邪两赋说”，就不能不感到惊讶了。而且我认为，那简直就是引领《红楼梦》人物描写的一个总论。曹雪芹竟从哲学的高度预先向我们陈述了他的小说人物观，其思想之超前，称得上惊世骇俗。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一个唯物的概念。张载说：“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他其实是把虚幻的鬼神物质化了。吕坤说：“形者，气所附以为凝结；气者，形所托以为运动。无气则形不存，无形则气不住。”这就对形与气的关系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唯物主义解释。倒是朱熹，利用所谓“气秉说”偷运了唯心的天命论和封建的等级观念，说什么：“秉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秉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
而在曹雪芹笔下，境界则大不相同。他虽然也讲了所谓“大仁者”秉了“天地之正气”，“大恶者”秉了“天地之邪气”，但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整个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这些话其实是敷衍之词，他真正的侧重点并不在这里。而且，他所列举的那些“大仁大恶”者，要么只是传说中根本无法查考的人物，要么就是因统治者需要而被神圣化或妖魔化的人物，曹雪芹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而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满怀着真诚的情感去爱去憎，去细致地描写、生动地展现的那些人物，正是那些在“大仁大恶”之外的“芸芸众生”，那是一些充满了复杂性格的普通人，因而也都是“真的人”。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曹雪芹更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他说：“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这里的“运”和“劫”，其实是指客观的社会形势。由此可见，他认为即使有所谓“大仁”与“大恶”者，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因某种需要而产生的。当然，接着他就侧重讲了大仁大恶之外的一般人，具体指出这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形成的不同类型，最后又归结为“成则王侯败则贼”，这显然就和朱熹的贵贱皆由先天命定的观点完全不同。
不仅如此，在曹雪芹的这段论述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类似“性格二重组合”的含义，因为他认为一般人都同时秉有“正邪二气”，且两者之间又是“正不容邪，邪复妒正”，这不就是所谓“相反两极”之矛盾斗争的另一种说法吗！
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曹雪芹才能突破“皆蹈一辙”的“历来野史”，才能“不借此套”而“取其事体情理”，才能“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才能尽抒“悲喜之情”，尽显“聚散之迹”，而成此旷世奇才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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